1938年10月22日，日本陆军第18师团山田部队占领了广州唯一一座连结珠江两岸的大桥——海珠桥。

　　头戴钢盔的日本兵在桥上朝天放枪，纵马狂喊。珠江两岸，是扶老携幼逃往后方的中国居民，一路仓皇至极。

　　这座掌控广州南北交通的枢纽大桥陷落，标志着广州彻底沦入敌手，抗战正式进入了相持阶段。

　　原因很简单：这座大桥是由一家美国公司历时三年多建成的。当时的日本国内，还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。

　　此时，地球的另一端——美国，还没有被太平洋的战火所波及，正是歌舞升平，蒸蒸日上。多年后，互联网上有一句话说：美国小孩在看《猫和老鼠》，中国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。

　　就在这一天，一个名叫切斯特.卡尔森的年轻人，在纽约一间简陋的房子里，做了一件加快人类历史的大事。

　　他用一块棉布迅速摩擦一块金属板，然后把金属板放在强光下照射几秒钟，在上面撒上一撮淡黄色的粉末。

　　卡尔森用激动而颤抖的手把一张蜡纸紧紧贴在金属板上，拿开后，他看到纸上出现了那行字——10月22日，阿斯托利亚街38号。

　　没人想得到，中国、美国、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国运，很快就要缠绕在一起，难解难分。

　　卡尔森的工作，是在一家专利公司负责打字，把一份份的专利说明书和草图打出来。

　　那个年代，人类只知打字kaiyun，不知复印。种种复印技术不是笨重就是成本过高，唯一可靠的复印手段是在写信时夹上一张复写纸。

　　卡尔森苦于这份工作的繁重，朝思暮想发明一种手段，让人类能够快捷便利地复印各种文件。

　　卡尔森的专利最后被一家看到潜力的公司买走。这家公司又经过十几年时间，花费了整整7500万美元，终于使技术达到实用层面，推出了第一台商用复印机。

　　为了给这台机器起一个名字，公司特意请教了一位古典语言教授复印机。他从希腊语中挑出两个词——Xero，干；graphy，写。合在一起，意思是静电复印术。

　　《福布斯》杂志称：施乐的复印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商业发明，复印技术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堪与汽车相提并论。

　　在上世纪60年代，施乐这个词就跟今天的Google一样，不仅是占据垄断地位的世界头部企业，而且是一个动词。

　　人们疯狂地搜集各种东西，想看看它被施乐一下是什么感觉。文件、图纸、考卷、食谱、情书……甚至三维物体和人体部位。1966年，仅美国一国就复印了大概140亿份文件。

　　能统计得这么精确，是因为施乐公司采取了出租复印机、按照复印次数收钱的策略，大发横财。它控制了美国95%的复印机市场。

　　钱多了就不知道干啥，施乐公司一拍脑袋，干脆建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未来科技的科学中心。这个中心就在斯坦福大学旁边，招募了数以百计的工程师、电脑专家、哲学家甚至人类学家，有用不完的预算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

　　这些人在他人眼里十分古怪。他们经常留着长头发，光着脚甚至打着赤膊工作。他们就这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商用鼠标、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、世界上最早的局域网系统……

　　很快，苹果把施乐公司的几项创意融合在一起，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配置鼠标的个人电脑——麦金塔电脑。

　　再比如，他们发明了一个概念，它能同时比较不同的文件。这个概念，给计算机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。日后的世界首富比尔.盖茨，就曾受到它的启发——

　　在施乐公司陷入大企业病的同时，日本人迅速从战败中崛起。像先后击败了美国汽车、摩托车、录像机一样，他们也没有放过利润丰厚的复印机市场。

　　卧薪尝胆几十年，此时的日本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望着美国技术垂涎三尺，把海珠桥的开合器都要卸下来拿跑的国家，而是一个科技强国、教育强国。

　　八十国技开始，理光、佳能、夏普、东芝……甚至连制造飞机的东京飞机公司，都开始闯进美国复印机市场。而且还各有绝活儿。

　　比如，理光的复印机发明了液体墨水。它不需要像施乐那样先把粉末状的墨融化，等字迹印在纸上再冷却，自然造价较低，也不容易出故障。它的售价只有施乐的40%。

　　比如，佳能对施乐形成了致命威胁。施乐公司的一位副总为此把佳能总经理贺来隆三郎的照片放大到12平方英尺，再镶上镜框，挂在办公室的墙上。

　　连贺来本人都听说了这件事，尽管消息有些变形。日后，在跟施乐高层会面时，他说：

　　然而，施乐的大企业病日益严重，公司内部的阿谀奉承之风甚至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
　　比如，一位走路时有点驼背，喜欢系一条布制腰带的副总裁被任命为总裁后，公司里很快就出现了一大群走路故意驼着背、系布腰带的经理。

　　湖南一个小县城——很多湖南人都没听说过的娄底市新化县，最后竟然垄断了这个行业。用几十年时间，他们走过了一条独特的“贸工技”之路。

　　1986年6月，也就是崔健刚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吼出《一无所有》不到一个月，一个叫邹联经的新化农民，在长沙买了一台佳能270复印机，打响了新化打印行业的第一枪。

　　新化县位于湖南中部偏西，号称是蚩尤的故里，足有150多万人，是一个人均不到半亩地的山区县、国家级贫困县。娄底市一共574个省级贫困村，新化就占了244个。

　　这样逼仄的环境，让当地人很早就有外出闯荡的传统。最后复印机，他们鬼使神差地闯到了打印这个行当。

　　早在60年代，邹联经就因为家穷吃不饱饭，开始走南闯北，修理锁头、手电筒和缝纫机，后来又发展到修理打字机。

　　那个年代外出做这样的活儿，是需要官方身份的。换句话说，需要介绍信和公章。邹联经和身边一群老乡用肥皂刻了个公章，冒着被逮捕判刑的风险走遍全国。

　　为什么邹联经能率先从修理转向开店，很简单。因为他点子多，率先开辟了这个行业的规范化。

　　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人心，像邹联经这样的新化人开始一个带一个，老乡教老乡。他们用600块一吨的价格批发日本淘汰报废的复印机，自己修好，以1万元1台的价格批发给老乡，开设打印店。

　　这一下，就具备了成本上不可动摇的优势。当时一台全新进口的日本打印机需要十几万。

　　2006年-2007年，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调查了北京大学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、北京理工大学等8所高校周边的打印店产业，发现一共有85家店，其中老板是新化人的就占了55家——65%。

　　塑料味儿普通话、腊鱼腊肉和刷刷作响的复印声，成了中国几乎每一所高等院校的外围寄生物。

　　不管老师还是学生，都需要大量的、廉价的知识。而那时的中国，也谈不上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。

　　多少年来，从日常的各科目习题、试卷，到一套套的托福、GRE、GMAT考题，不断从这些高校周边简陋的打印店里飞出。

　　90年代末，一套复印的GRE盗版考试题能卖到500-1000元。这么高的价格，想去美国的中国学生依然疯狂抢购。

　　因为，这条路不仅能改变命运，更因为你如果不买盗版题，就压根没有正版可买——美国教育考试中心（ETS）根本就不在中国正式出版考试题。

　　如果切斯特.卡尔森地下有知，他发明的复印技术通过日本人的二手报废机器，帮助中国人涌向他的祖国，估计也只会摇头苦笑。

　　2001年也就是911那年，美国教育考试中心专门飞到中国，给他们眼中盗版的代表人物——俞敏洪，来了一个，提出一个就是把俞敏洪打包卖了也付不出来的索赔数字：

　　在美国人眼里，俞敏洪的新东方把考题复印下来，免费发给学生，这是不可容忍的盗版行为，必须严厉打击。至于市面上其他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盗版打印店，那就先不管了。

　　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里有这样的描述，双方从早上一直谈到晚上，整整七八个小时，也没有谈成。就跟中美贸易战似的。

　　当时的美国，GDP相当于近8个中国；一个美国人创造的GDP相当于35个中国人。美国教育考试中心的口气，比美国的商务部长还横。

　　谈不成，他们直接找了中国政府，第一必须让新东方关门，第二必须杜绝市面上所有的盗版资料，不然就停止一切在中国的考试。

　　就这样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一场风暴从新化人的头上掠过去了，一点也没碰着他们。

　　施乐公司已经被时代抛得越来越远。它的市值，在2000年还有460亿美元，如今只剩下22亿。

　　而苹果公司——对，已经是如今的苹果公司。依然没有甩掉当年施乐发明的鼠标。

　　新化遍布在全国的复印从业人员，目前据统计有近30万，他们占据了全国文印市场的大概75%，和高校文印市场的95%。

　　他们开着6万家打印店、3000多家复印机再制造和经营企业、2000多家耗材经营企业，这些企业年产值1200亿元，是新化县GDP的4倍多。这个小县城，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国级的中国文印博览会。大会的横幅上霸蛮地印着四个大字：

　　当然，已经成为世界电子元器件第一大生产国、每年科学论文发表数量全球第一的中国，不能再靠山寨的知识打游击战。

　　他们跟清华大学物理系合作，生产出了一款兼具写真绘图功能的写线多个国家。另一家新化的文印公司，去非洲加纳开出了分公司。

　　建设这样一个庞大的现代化人才库，从一无所有到初具规模，不知复印机做出了多少贡献。

　　中国的一家科技公司——作业帮，就在几个月前，推出了一款高科技学习打印机。

　　当年施乐公司用的是墨粉，理光研发出了墨水，而作业帮的这款喵喵机干脆连墨都不需要。

　　它依托作业帮在教育领域多年的积累，开发出了试卷还原和错题整理两大功能，能清除做过的试卷笔迹，瞬间打印出一张整洁的试卷；

　　它还内置了作业帮的5.8亿学习资源——包括海量的全国各地真题试卷，全学科全教材的单元同步练习，从小学到考研的英语单词书……

　　从亲缘、地缘间的扩张，到依靠技术占领市场，中国特有的文印故事，融入进了历史的洪流中kaiyun。

　　这几十年，中国、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国运一直缠绕在一起。从兵戎相见到友好往来，从充分合作再到国际竞争。kaiyunkaiyunkaiyun